第一個歷史決議的歷史性創新

　　在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歷史上有許多重大的創新。80年前，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以“歷史決議”的形式總結歷史經驗、以歷史經驗為基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導下加強黨的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統一全黨思想的一個歷史性創新。

　　開啟“歷史決議”的歷史性創新

　　之所以說80年前通過的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是一個歷史性創新，首先就在於它開啟了“歷史決議”的歷史。

　　今天，我們紀念80年前通過的“歷史決議”，談論其歷史貢獻，必須把它放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長河中去考察。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已經通過了三個歷史決議，還包括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021年11月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由此，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形成了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歷史決議”的歷史。而首創“歷史決議”這種黨的“決議”形式的，是80年前1945年4月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也就是說，對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貢獻，人們可以有種種評價，但無論怎樣評價，都不要忘記正是有了這一“歷史決議”，才有后來的“歷史決議”，才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決議”的歷史。第一個歷史決議的貢獻，首先就在於它是開創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歷史的起點，是“歷史決議”的先例。

　　應該認識到，黨的“歷史決議”是黨的階段性歷史最真實最權威的反映和記錄，黨的“歷史決議”的歷史是黨的歷史最凝練最有含金量的反映和記錄。歷史，作為客觀事物的時間存在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物形成和發展的進程。每一事物，大至宇宙、生命、人類，小至我們和身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歷史。也正因為這樣，在人的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時，會形成歷史學這一門類的科學。同時，也會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映”而留下不同的歷史記載。要能夠准確地反映客觀存在的歷史，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留下的客觀的時間印記包括原始文獻，是一個重要方法。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這樣的特點，它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和奮斗的客觀進程，同時又是黨史學家記載和描述的歷史。要能夠准確反映黨的歷史，實地考察和文獻研究都是重要方法。而80年前中共中央通過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是由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當事人和親歷者直接參與的，經過集體回憶和討論核准的歷史文獻，其真實性和權威性是其他黨史研究方式和黨史文獻都無法相比的。也正因為如此，80年前通過的歷史決議及其所開創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的歷史，具有歷史性創新的貢獻和意義。

　　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開創及其實踐創新

　　之所以說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是一個歷史性創新，還因為它創造了在全黨學習和整風的基礎上，以“歷史決議”的形式，既解決黨內存在的重大問題，又統一全黨思想的成功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從幼年的黨走向成熟的時候，不僅認識到黨的建設和統一戰線、武裝斗爭一樣都是戰勝敵人的“法寶”，而且認識到黨的建設是一個“偉大的工程”。這個工程的任務，按照毛澤東當年的說法，就是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而要建設這樣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怎麼正確對待黨的歷史經驗，包括怎麼正確對待歷史上犯過錯誤的人和事。通過歷史決議，著重從思想上分清是非，統一全黨思想，而不是簡單地懲處犯錯誤的領導干部，這是黨內斗爭的一大發明和一大成功經驗。

　　為統一全黨思想，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學習”任務后，由高級干部帶頭，在全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和整風運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決議”，既對錯誤決不姑息，全面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並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時，又強調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論及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時，肯定了這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勝利的成功經驗。這是“歷史決議”創造的成功經驗，也是黨的七大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重要原因。黨的第二個、第三個歷史決議盡管要解決的問題和第一個歷史決議不一樣，但在對待歷史經驗包括人和事的問題上都汲取了這一成功經驗。

　　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創新

　　第一個歷史決議之所以具有歷史性創新意義，還在於這一決議創造了集思廣益、民主集中的黨內民主新經驗。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組織原則，不僅要體現在黨代會的召開和領導機構的產生上，而且要體現在黨的決策上，而后者是最難的。在起草歷史決議的時候，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分注重按照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的基礎上統一全黨的思想。

　　一是建立歷史決議集體起草的專門委員會。早在1941年九月會議前后，毛澤東就花了很大精力檢討過去中央路線的是是非非，並在秋天寫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隨著《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歷史文獻先后編出和黨內高級干部學習的深入，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的推進，黨的高級干部對黨的歷史和路線是非的認識越來越清楚，中央書記處在1944年2月24日會議上討論了黨的七大的准備工作和黨的歷史問題。5月10日，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的七大報告的准備委員會，其中之一就是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毛澤東領導下，由任弼時主持，成員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彭真等。從這時起，中央關於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正式啟動。

　　二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嚴謹學風。黨內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成立的當月，任弼時就主持委員會以毛澤東1941年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藍本，寫出了《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初稿）》。后來，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秘書又作了修改。任弼時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黨內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集體討論的意見，在胡喬木修改稿上又作了三次修改，並將題目改為《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參加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的同志對這個稿子�